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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本报编辑: 霍丽 校对: 李柏 电话: (010) 84395234
农民日报
2010年12月22日 星期三
第7版
农民利益的“守护神”
记湖南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何仁芽
■本报特约通讯员 吕运涛本报记者 吴砾星 文/图
2006年3月30日,北京,中南海。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对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反映的“洞庭湖区一些农民反映税费改后负担居高不下”的信息格外注目,当即批示:“在全面取消农业‘三税’后,一些地方不顾三令五申的要求,仍采取乱摊派、乱收费、乱集资的手段,致使农民负担居高不下,对此问题务必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坚决防止农民负担的反弹,对典型案例应严肃查处并通报各地。”这篇反映农民负担问题的内参,就是新华社记者在采访了湖南省减负办主任何仁芽后,赴洞庭湖区的湘阴县、南县等地采写的。何仁芽不仅向记者坦陈了实情,也如实地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了情况:洞庭湖区农民负担确实很重,但责任不单在当地政府,更不在当地农民。洞庭湖是长江流域重要的调蓄洪湖,即使当地不下一滴雨,只要长江上流涨水,洞庭湖就要防汛。因此,要想从根本上减轻湖区农民的负担,就需公共财政履行责任。作为减负第一线的农村干部,何仁芽就是这样在守护着广大农民的利益。
位卑未敢忘忧国
农民负担问题曾让湖南在全国说不起话,抬不起头。2001年6月,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湖南省委省政府决定成立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何仁芽从省农办农民负担处的位置上调任省减负办主任。
如履薄冰。何仁芽在工作中,注重吃透中央精神,努力钻研和掌握政策,在落实政策上不走样,同时着力创新。2002年,何仁芽在总结岳阳等地经验的基础上,向省政府提出建议,在全国率先推行了涉农收费公示制。同年,何仁芽又向省政府建议,在全国首创了农民负担监督卡制度,他亲自画表设计,把农民负担的项目、金额以及减负政策和农民的权利、义务都印制在负担卡上,下发到市州县,发送到千家万户。
了解农民的呼声需要接触农民,发现涉农问题需要深入基层。何仁芽始终以扎实的工作作风战斗在减负战线上。安乡县地处洞庭湖腹地,经济以粮、棉、渔为主,财政收入极其困难。取消农业税后,其他地方的农民负担大幅度减轻,但安乡县的许多乡镇仍利用筹劳政策强行以资代劳,然后将以资代劳款上收到乡镇,供乡镇维持运转,农民对此怨声载道。根据农民的上访,何仁芽几次带队到安乡县暗访,在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以后,多次向县委、县政府提出整改措施。农业税取消后,类似安乡县农民负担仍
然过重的问题引起了何仁芽的高度警觉。为促进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平衡发展,他提出对农民负担过重地方实行重点监控的建议,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采纳。
从2006年起,湖南省在全国率先将农民负担问题相对突出的县市区作为农民负担重点整治对象,由省减负办、省纠风办实行挂牌整治。安乡、汉寿、沅江、南县、华容、湘阴等12个湖区县市被列为首批农民负担重点监控对象。为切实抓好重点监控工作,何仁芽多次到这些县市进行调查研究帮助他们制定治理方案,逐项落实治理措施,通过不懈的努力,重点监控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各重点监控县的总体农民负担水平比上年有大幅度下降。为此,湖南省农民负担重点监控工作受到国家农业部的高度称赞,并向全国推广。安乡过去是全省农民负担第一县,通过重点监控,现在成为了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十佳县”,农民种田实现了零上交。
涉农利益案件即使涉及其他主管部门,
何仁芽也是认真把握,稳妥处理。2008年,省新农合办在桃江县办新农合试点,将农民个人参加农村合作医疗资金由村组干部代收代交,改为农民与乡村干部签订协议委托乡村组织从粮补资金中代扣代交。其目的是想提高参合率,降低行政成本,但这一交费试点改革,激起了农民的怨恨:一是许多不愿意参加新农合的农民被强行参加了新农合。二是一些委托书由村组干部代签,农民感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三是从粮补资金中抵扣违背了中央政策和省委的“四个严禁”。接到农民投诉后,何仁芽迅速到省主管部门了解情况,并专程赶赴桃江县调查,在查清全部情况后,责成该县迅速整改,强调任何试点必须在政策范围内,不得侵犯农民的自主权,好事要办好,让老百姓真正高兴和受益。通过反复做工作,桃江县采取断然措施,对强行扣款的
乡镇粮补资金被抵扣的问题,何仁芽四进岳阳县摸清情况后,提请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查处。省政府领导根据何仁芽所提意见作出重要批示。岳阳市纪委立案查处后,当年清退截留、抵扣的粮补资金1300多万元,对33名责任人和责任领导进行了问责和纪律追究,最终使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何仁芽执行党的纪律铁面无私,参与查处了20多起涉农重大案件,涉及到了30多名县级以上领导。他不仅自己认真履责,还要求市(州)县各级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的同志,也要勇挑重担,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追究一起。他认为,对损害农民利益的人和事的宽容,就是对农民的犯罪!
宋代苏轼在《晁错论》中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作为为国分忧、为民解愁的岗位,不仅要有抱负,更要有水准。他不断学习、不断探寻。因为,他始终坚信——
威望源自学识出
在业内,人们都尊称何仁芽为“何牙”(“何爷”的谐音),他威望很高,话语权很重。
何仁芽的这种权威,来自于他对农民群众的炽热感情,来自于他熟悉政策、精通业务的学识水平,来自于他艰苦深入的工作作风。出生在农村的何仁芽,3岁丧父,一直与母亲相依为命。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犁田、耙田、耕田割禾,样样农活他都会。在农村,他先后当过记工员、民兵排长、生产队会计、民办教师、赤脚医生、拖拉机手,到公社农科站当了一年农技员,因工作出色,被推荐到柳州地区农校学习,毕业后,被选调到省农业经营管理站工作。他平时不打牌,不跳舞,不钓鱼,闲暇时只喜欢看书,散步、思考。注重钻研“三农”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知识,思考农民负担问
图为何仁芽在湖南省望城县农村宣讲农业补贴有关政策。
10.9万户参与农民的资金进行全面清理和清退。农民对政府这种知错就改的勇气给予了高度评价,农民参合率由整改前的98%上升到整改后的98.5%。
对于农民负担这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何仁芽地位不高,权力不大,却一直从宏观层面思考问题,据初步统计,30多年来,何仁芽向国家部委上报的政策建议、调研材料、情况反映达50多万字,有10多项政策建议被国家有关部门采纳,成为了指导全国减负工作的政策举措。何仁芽一直在为减负尽责,一直在作着“减法”。
“当烈日晒得柏油路出油,还要拉着千多斤重的板车爬坡,当双抢时节,上面太阳晒,底下雨水烫,中间还有稻飞虱咬脚……在农村最辛苦的时候,我就想,一旦有机会离开农村,我一定帮农民讲话。”在减负办主任这个位置上,何仁芽实际上是代表农民这个弱势群体与部门利益维护者博弈,他始终坚持——
甘为农民鼓与呼
生活中的何仁芽,性情随和,平易近人,善待同事。但对公开挑刺减负政策的人和事,何仁芽都按照中央“八个禁止”和湖南省委“七个严禁”的要求,严守减负这根“高压线”不动摇,谁动就惩谁。
2002年12月16日,益阳市某区香铺仑乡
东塘坪村农民郭英因乡村干部到她家强抢稻谷而服毒身亡。何仁芽与省纪委的同志一道到该区调查此案,最后认定这是一起性质恶劣的涉农案件。按照中央规定,该区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同志要负领导责任,但时任区委书记戴铁地说:“对发生涉农恶性案件的县(市区),要追究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的责任,这是党中央的决定,你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对党中央的决定没有意见可以向上反映!”事后,这位领导自知自己态度出格,又是帮调查组调换招待所,又是赶到长沙省委有关部门的领导出面说情,但何仁芽始终坚持按中央决定办事,决不动摇。
针对个别地方在落实种粮补贴政策时出现克扣、截留、抵扣粮补资金的情况,何仁芽会同省纠风办对岳阳、邵阳、衡阳等9个市州减负办惠农政策落实情况进行了多次抽查。并责成相关部门进行认真整改,还将检查的情况报告给了省委、省政府。2008年8月,省委、省政府两个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国家给农民补助资金发放工作的通知》(湘办发〔2008〕137号),对如何落实种粮农民补贴政策和落实对种粮农民补贴政策的领导责任提出了明确要求。对岳阳县一部分
题的求解之法。他常常把学习与工作结合起来,而且,思考问题比较超前。早在2000年,在一次全省经营干部培训班上,何仁芽就率先提出了取消农业税的观点。2003年5月,何仁芽同许多学者一道,提出了对我国主要农产品实现补贴制度的观点,并通过多种途径向中央提出政策建议和操作办法。
2006年,国家取消农业税后,何仁芽将新时期减负办的工作重点放在了如何将这些好政策真正落到实处,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防止“跑、冒、滴、漏”上。
为了从源头上解决文章开头谈及的农民权益问题,何仁芽反复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洞庭湖区的特殊压力,向国务院专题报告湖区实情,最终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作出了“关于减轻大湖区农民负担综合改革”的决定,即中央财政每年安排8亿元资金,专门解决全国五大湖区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其中安排湖南省专项资金3.2亿元,占全国的40%,加上省配套资金,具体到湖区县区,最少的每亩补助在40元以上,最多的达到50多元。湖区村以上水利设施的维护管理、排涝电费、水管机构人员工资,不再要农民承担,从而使湖区长期以来靠向农民筹资筹劳来解决治水费用的问题得以从根本上解决。湖区的农民群众感慨地说:这是湖区农民继家庭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又一次大“解放”。
30多年来,何仁芽深入过全省5000多个村,进行过两万多家农户,每年的行程都在4万公里以上,接待来访上百次。尽管有几次变更工作岗位的机会,他始终在用脚丈量民情,用心化解民忧。
随着党的惠农政策的落实,到2009年,湖南省农民负担减少到16.49亿元,减少77.8%,人均负担减少到31.33元,第一次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安乡等湖区县市亩均负担由上世纪90年代末的400-500元,到现在基本实现农民种田零上交(除少数村组和农民有不超过10元的抗旱费用),包括修大堤的费用,村以上水利设施的维护费用以及排污电费等都实现了由公共财政负担。2009年,全省各项惠农补贴达到了78亿元,农民人平150多元。自2003年以来,湖南已连续7年没有发生过一起涉农恶性案件和群体性事件,党群、干群关系融洽,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勇当农民利益的“守护神”,何仁芽受到各界关注和褒扬。2010年12月,他作为湖南省委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受到省委、省政府表彰。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需,我有所为。农民群众的迫切愿望,就是一个农村干部为的广阔空间和舞台。何仁芽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本报特约通讯员 欧显庭本报记者 吴砾星 文/图
他是即将退休的老人,但眼神深邃,行走在乡间小路上依然步履矫健;他是机关干部,脸上却千沟万壑,饱经风霜,外貌与最普通的农民没有两样;他是扶贫战线的老兵:前后9年扶贫,连续7年驻村,经他帮扶的贫困村、难管村一个个变成先进。
在老乡眼里,他是大恩人,是扶贫功臣。听说他即将退休撤队,9月28日,他扶贫的溪源村1473人联名写信挽留,为他请功。
职务不高——扶贫工作队长,老乡习惯叫他“蒋科”。
他叫蒋孔吉,湖南省永州市粮食局驻东安县芦洪市镇溪源村工作队队长,科学发展指导员。
“农村有我的用武之地”
蒋孔吉的人生本来可以有另一种写法。2002年机构改革,他从市粮食局办公室主任位置退居二线。多年的正科级,4次获得省市科研成果奖。按常理,他完全有资本颐养天年,就此留下人生的精彩。
但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道县祥霖铺镇下井村,是市粮食局牵头扶贫的特困村。村子里有这样的说法:大井村,大井村,种田要靠天河水,半月不下雨,男女老少都掉魂。全村230户870人,三分之一多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这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局党组决定将蒋孔吉。理由是他1997年,1998年在双牌县塘底乡搞扶贫工作扎实,群众欢迎,经验丰富。
说是点将,实是商量。他已退居二线,老大一把年纪,“政治上已无所求”。要是不愿意,别人怎好强人所难?
没想到蒋孔吉答应得很爽快。
虽然对大井村的落后有思想准备,但身临其境还是感到震惊:村里污水横流,垃圾成堆。由于经济落后,支部没有凝聚力,之前村支部由还不是党员的村主任主持工作。“年年都扶贫,到头来还不是吃稀饭,喝米汤。”蒋孔吉上门走访,碰了软钉子。
面对疑惑的群众,群众大会上他的话掷地有声:“我和你们一起吃住,一起干,只要你们跟着我走,不把你们带上阳光大道,日后你们可以指着我骂娘!”
在蒋孔吉眼里,诺言比生命还重要,说到就要做到。
2005年元月,大井村扩建一口大山塘,需要清淤蓄水。寒风凛冽,群众都不愿下塘。
“你们不下,我下去!”蒋孔吉脱下鞋子,卷起
多,欲哭无泪。
蒋孔吉觉得,农村需要他,农民需要他,在农村有自己的用武之地。
“扶贫,就要和群众心贴心”
农村工作难做。贫困村、难管村的工作更是难上加难。
蒋孔吉搞建整扶贫,扶一个成一个。难道他有什么“点金术”?
他说,搞点,先要培养和农民的感情。
关键是心里要贴着农民群众,真心帮他们。
1950年,蒋孔吉出生在宁乡县一户农家,骨子里对农村,对农民有着天然的情愫。
彭家村地处偏远。村穷人心散,一度赌博成风,偷盗盛行,加之民风剽悍,年年都有几次宗族械斗。县里曾组织80多人的工作组做饭的锅被砸烂。
市建整办负责人送蒋孔吉进村时,村民没一个人愿意搭理他。临走,这位负责人拉着蒋孔吉的手说:“老蒋,你把彭家村搞好了,回村里我私人请你的客。”
进村之初,蒋孔吉和工作队员挨家挨户上门走访。村里有30多户特困户、五保户,他一一去看望。
彭家村四面环山,村里缺水。住下来的第一天,村支书将蒋孔吉挑来一桶浑浊不清的水,说:“蒋队长,我们村用水困难。等下没水用,我先给你挑来了。”蒋孔吉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他要支书带他去看井,大老远就看见一排排长长的提水队伍。
六月天太阳火辣辣的,他带着工作人员钻进洞,爬上村周边山岭找水源。几天下来,水源找到了,蒋孔吉人瘦了一大圈。他从省里跑来30万元扶贫资金,给村里接上自来水。
水通了,村民的心也随着清流水流湿润了。“蒋科不是彭家村人,干事比彭家村人还用心。他叫我们咋干,我们就咋干!”
火车跑得快,全靠火车头。扶贫要见成效,关键要带好班子。
村干部能力不强,有的胆小说不出话。蒋孔吉带着他们去走访群众,去看村里环境,帮助他们分析优势,摸清家底,和他们一起制订产业发展规划。
蒋孔吉对村干部要求严格。为增强党员干部标兵意识,他从市里买来一面鲜红的党旗,挂在村办公室,带领党员干部齐唱《国际歌》,唱得大家热泪盈眶。村党员干部大会讨论发展规划,原定开半天,没想到大家打开了话匣子,一连开了两天。
思路定下来了,蒋孔吉给村干部分工。修路,清垃圾,搞产业,各负其责。各项周周点评,月月考核。村主任彭杰义喜欢喝
休假,他的主要精力和时间是跑项目。一次次写报告,一次次汇报,在一些单位还没少受人白眼。
7年扶贫,他争取项目资金近2000万元。坐过多少冷板凳、受过多少委屈他记不清。他说:“只要能为村里、为老百姓办好事情,什么苦、什么气,我都可以受,再多的付出也值得!”
2006年他搭便车到市里跑资金,连人带车翻进沟里,至今脚上还留有伤痕。
7年间,他拿出1万多元扶持贫困户,自己用于扶贫工作的开支达2万多元。还先后垫付资金10多万元用于扶贫项目建设。
他倾心尽力为了他人过上富裕生活,自己则清贫节俭。每次出差,都是坐公共汽车。家里还是上世纪80年代的房子和普通的家具。
蒋孔吉心系扶贫,对家庭常有一种愧疚。
他爱人潘锦云罹患肺病多年,后来确诊为肺癌晚期。转院长沙后,妻子看他忧心村里工作,几番劝他回村。思虑良久,万般不舍之下他请来亲戚照料妻子,自己返回大井村。周日,他搭夜班车赶长沙看妻子,周日搭夜班车返回。扶贫工作一天也没受影响。
妻子病危时,他抱着奄奄一息的妻子,泣不成声:“对不起,对不起……”妻子深情地望着他,说出最后的心声:“孔吉啊,我不怪你……这一辈子跟着我,我不后悔……”
村里派来的人看见这一幕,无不落泪。
妻子逝世后,他身体每况愈下,体检查
出患有高血糖、胆结石、冠心病等。从此他的工作伙伴除了工作日记,还有各种各样的必备药品。
在深山工作的女儿心疼父亲,多次劝他抽身,并准备买房接他过去养老。蒋孔吉说,扶贫工作还没搞完,我怎么抽得开身呢?
2008年春节前夕,正值冰灾,蒋孔吉惦记着溪源村18位五保老人和25户特困户,给他们一送土米和过年的猪肉,直到农历腊月28才离开溪源村,到深圳与女儿一家团聚过年。
女儿慢慢理解了父亲。见父亲执着,只能暗中关心,常常贴补他。他的手机和为方便下乡常年穿的波鞋都是女儿买的。
蒋孔吉心里装着群众,乡亲们心里也惦记着他。每年10月份起,道县大井村和彭家村的老乡就不停地给他打电话。“您亲种的脐橙熟了,回来吃一个吧。我们的日子好了,回来看看吧。”“蒋科,您住的房间我们还给您留着。”彭家村村民说。
2005年,听说他要撤队,大井村村支书吴田清以县人大代表的名义向县人大会提出议案,要求县政府给蒋孔吉记功。
青山不老,因为扎根大地。
1997年到2010年,蒋孔吉连续12年被评为优秀公务员,6次被评为市优秀党员,7次荣立三等功。日前,中共永州市委授予蒋孔吉“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号召全市党员干部向他学习;中共湖南省委学教办拟将其作为先进典型向全省推介。
图为蒋孔吉在东安县溪源村参加劳动。
裤脚,一头跳进刺骨的寒水里。村干部党员带头,村民一个个下塘干了起来。3天时间就把山塘清理完毕。
群众心里热起来了。蒋孔吉顺势带他们到广西恭城县红岩村参观。看着人家兴产业,个个发家致富,村民再也坐不住,脑子开窍了。
经过两年打拼,村里修渠道4公里,村道7.6公里。扶持种植纽荷尔脐橙1600亩,烤烟500亩,培育养猪大户22户。2004年人均增收2163元,80多户特困户脱贫。
使命完成,蒋孔吉收拾行李离开村子时,村民依依不舍。
2006年,市粮食局的建整扶贫点移到道县四马桥镇彭家村;2008年,转移到东安县溪源村。一个是有名的难管村,一个是市级贫困村。
蒋孔吉再度请缨。领导说,老蒋搞点有经验,他去,我们放心。
蒋孔吉又一连干了五年,两个村彻底改观面貌。
蒋孔吉搞点扶贫出了名。市里开建整扶贫工作会,市农办一位老领导听说蒋孔吉的事迹,特意拉着拐杖来看他。
连续7年的扶贫生涯,他创造了永州市建整扶贫驻村时间最长,扶贫效益最好的纪录。长期坚持在扶贫一线,他图什么?“退居二线后在机关没有什么事,在农村可以为老百姓做一些事情,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蒋孔吉的回答很朴素。
他说,在大井村,有两件事对他触动很大。到村民黄一岩家走访,蒋孔吉发现他家里黑灯瞎火。老人说交不起电费,已经摸黑3年了。蒋孔吉心生酸楚,眼泪流下来。他帮助交了电费,把被剪断的电线接起来。老人门口有一口水塘,蒋孔吉买了40多只鸭苗让他放养,鸭子长大后卖了700多元。第二年,蒋孔吉让他进了镇里的敬老院。蒋孔吉想,像这样的贫困户如果没人管他,永远是贫困户。
另一件是村民黄一岩养母猪不懂技术,母猪下崽时连同15只乳猪全死了,损失7000多元。蒋孔吉觉得,农村工作条件艰苦。搞建整扶贫,要克服很多困难。在大井村驻点,附近粮站一间报废的房子就是蒋孔吉和另两名队员的“家”。春天下雨,雨漏在床上,一个晚上要移动三、四次床位;夏天蚊子乱飞,天牛爬上床,同住的年轻队员小手吓得掉下来;用水要到山下一里多的小水井去挑。每天老蒋主动去挑,小手看不下去,也去挑,肩膀压得红肿。市扶贫办负责人来看他,从扶贫经费紧张,一分没动。他从村支书家拿来一些废薄膜糊窗户,熬过了两年。
筹集扶贫项目资金是最大难题。每次